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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乾：《神判论》，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版。

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与民事经济和民主政治相关的法律逐步出台，法学教育相应得到推动。律师人数的上升、素质能力的提高、经济条件的改善、闲暇时间的增多，为律师作为中国人权运动第二阶段的引擎提供了基础。

[13]正以上述改革为基础，律师定位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转为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执业人员。线上联络扩展到线下组团行动的频率越来越高。最初维权律师基本是北京为主，后来死磕律师尤其是人权律师扩展到全国范围，特别是山东、河南、湖南和广东等省律师群体发挥的作用与北京不相上下。收益包括金钱、知名度及社会地位。最近重构30年前的律师分级制度，正是行政逻辑精密执行的表现。

[15]中国人权律师团2015年元旦新年献词中提到我们将以辛劳、汗水、鲜血乃至生命奉献在自由这个伟大的祭坛之上，并期待一个童话般的国度、一个自由、民主、公平的国度而西方法文化背景下司法判决的主要目的却是为了判断是非（参见谢晖著：《象牙套上放哨》，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以下），尽管这种比较也许并不全面，但还是大体上能够反映中西法文化对司法的目的期待。在此意义上，我更喜欢将习惯权利称之为人们的日常消费品。

这里的问题是：这些大多签订于古代的契约文书是在当时没有关于契约的国家法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其有效的根据何在？仅仅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自愿吗？恐怕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按年送纳团租，或秋或夏，必有一定之时，且有一定之色，均注明于约据内，佃户不得稍有更移。习惯权利的对称是法定权利。衡量民间规范是否为民间法，还在于看该规范是否在一定社区内能够持久、稳定地发挥规范人们交往行为的作用。

[3]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只要有你的、我的分界，则相关权利也就存在。

因此，和国家法、国际法等相比较，习惯权利和民间规范之关联就更为直接，更为现实。而美国法人类学家霍贝尔在《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对于菲律宾初民部落伊富高人的私法及其权利和义务也做出了系统的、合乎逻辑的论述，可参见。民间规范品类繁多，难以尽数。另一方面，当他因村委会批准而与其签订合同后，便不仅负有合同上的义务，同时还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并且他还可以以合同为据，抗拒来自村（委会）的不当干预。

一般地说，只有被称之为民间法的民间规范所载定的权利，才可称为习惯权利。对此类观点，米尔恩已经提出了反驳，他也实证了权利观念（尽管并非权利概念）自古而然的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存在。民间规范对习惯权利隐含记载的含义如上已有交待。正是在此基础上，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强调普适性的自由—民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遇到了被解构、证伪的风险，反之，以诠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政治、社会理论应运而生。

【摘要】 本文以探讨民间规范和习惯权利的内在关系为宗旨:习惯权利是针对法 (国家法 )定权利而言的,它是指一定社区内的社会主体根据包括社会习俗在内的民间规范而享有的自己为或不为、或者对抗 (请求 )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社会资格。在君权立法的时代，权利的国家赋予即帝王恩赐。

米尔恩在谈到习俗作为权利之渊源时指出：习俗之成为权利来源，在于它是一种制度。[5]参见张永和著：《权利的由来——人类迁徙自由的研究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以下。

如上对民间规范隐含地或明示地对习惯权利规定方式的论述，意在一方面说明习惯权利与民间规范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在表明民间规范绝对不是现代法律权利和义务模式的腐蚀者和破坏者，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法律权利和义务模式的支持者。明示习惯权利的民间规范一般地说是成文的，但在有些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民间规范中，也能够反映出其对习惯权利的明示特征。[16]论者们尽管可以批判该规则的封建迷信色彩和落后保守本质，但迄今为止，生活在济南的人们，即使是外来者，在相关的交往活动中仍然非常重视对这条几乎是戒律的遵从，除非探视者对此戒律毫不知情或者取得病人及其家属的同意。另一种则是以货币进行买卖。尽管当某种习惯权利被纳入到国家法律、甚至国际法律范畴时，这些内国或国际法律也成为习惯权利之载体，但此时的习惯权利，业已在名称上发生了变化，即它是上升为法定权利的习惯权利，在本质上，它仍然是法定权利。笔者参加过汉民族许多地方的婚礼活动，这条习惯权利几乎在各地皆被贯彻（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盛行此风习）。

它的构成性规则赋予共同体的每个成员以遵从既存习俗的义务，同时授予每个人相应的使习俗得以遵从的权利。何以会得出此结论？这是因为： 如前所述，无论习惯权利，还是民间规范，都是在一定社区范围内针对所有的主体而言的普遍性问题。

（4）享有本村兴办的各项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的利益。特别是近代以来主权国家的兴起，即使尚处于初民社会的民族，也无可例外地被卷入到了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故在其习惯法之外，不得不接受主权国家借助文字所制定的一系列法律。

这在后发达国家、乃至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新加坡）法治发展的事实中俯拾皆是。[11]至于一些以乞讨为业的人，当然应和真正的穷困潦倒的乞讨者区分开来。

下面笔者引述其中一些条文，并分别进行论述： 个体经商占地时，首先向村写出书面申请，由村审查报主管部门批准，办理好营业执照，并与村签订占地经商合同，由村落实占地数量和位置。如果说这种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民间规范太简单，尚不足以说明民间规范对义务的设定一般意味着权利的隐含的话，那么，笔者手头的一份成文化的、在文字上大体只有义务规定的民间规范（《天津陈缺屯村村民自治章程》 ）反映的则是同样的情形。民间规范要成为人们遵守的民间法，必须具备能够被普遍化的要素。这里要继续说明的是：民间规范乃是习惯权利的基本载体。

在一些人看来，民间法乃是落后、残忍的代名词，甚至以具体的民间法为例加以说明之。习惯权利针对法（国家法）定权利而言，它是指一定社区内的社会主体根据包括社会习俗在内的民间规范而享有的自己为或不为、或者对抗（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社会资格。

第三、面对一定社区内人们纠纷时的可请求性。在一定程度上讲，由于示范——模仿型的文本形式和口耳相传的文本形式更接近于人们的生活常态，或者它们本身就来源于社会生活本身，因之更能够表达和贯彻习惯权利的真谛。

因此，鄙人以为，提出习惯权利问题重要，即使我们将习惯权利说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明珠也未尝不可。可以预料，随着现代法观念的深入，在民间规范中更多、更广泛地明示习惯权利，将会是民间成文规范的一个必然趋向。

这条不成文的规则本身表达的是一种义务性的命令，即对所有欲探视病人的人而言是一种义务性的约束。因此，可视为在民间规范中明示的习惯权利。不论行为的示范、语言的运用、文字的创生，皆在证明人存在的规范本质。其逻辑结局是过分张扬国家的理念，反倒无益于主体权利的保障。

如果主人家或新婚夫妇对闹新房不太热心或疑虑重重，还会遭到社区内人们普遍的道义谴责。同时也表达了习惯权利和（国家）法定权利的基本区别，据此，习惯权利应具有如下诸特征： 第一、习惯权利的规范根据为民间规范。

习惯权利因为内生于主体交往行为的实践，内生于主体的生活必需，因此，它的实现主要靠主体对习惯权利本身的自觉自愿，靠一定社会共同体对民间规范的自觉依赖。这种距离的克服，非得经过教育不可。

例如，一种影响甚大的观点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无权利概念。此外，在该章程的其他章节，也分别规定了村民的诸多权利，这里不一一引述。